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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中借势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构建

来源:http://www.golde-cd.com 作者: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时间:2019-10-08 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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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是全省农业大区,今年6-7月发生的洪涝灾害,全区农作物受灾53.2万亩,其中绝收17.55万亩,各类堤坝、沟渠水毁18.3千米,共有5000家农户、624家新型经营主体农业设施、农业基地遭受毁灭性破坏,全区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5亿元。面对严重灾害造成的冲击,该区不仅灾后恢复生产行动快、力度大,而且思路新、措施硬,特别是在大灾之后认真反思发展中的短板,不搞低水平的恢复重建,而是把农业灾后重建变成加快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过程,借势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区农业初步实现了调结构、提品质、促融合、补短板的发展目标。

休闲农业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最早兴起于意大利、奥地利等地,随后迅速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我国休闲农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目前已到了规模扩张、质量提升的重要时期。2015年,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超过4400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790万,其中农民从业人员630万,带动550万户农民受益。

新起点:为农业现代化“铺平道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正式发布《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以有利于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并推进农业现代化。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援引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话称,对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置”“为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事实上,农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此前已有探讨的声音。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的分离,既对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富有基础性的意义,也顺应了城镇化建设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基本潮流。

“中国宣布的土地权利改革为私营部门投资大规模农业铺平了道路,使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农业迈入一个新时代。”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这项“土地经营权”的改进是为了解决中国农村的两个紧迫问题:老年农民的快速增加和数亿小块农地的产出率低。

《金融时报》将改革的主要目标归纳为:“转向公司化农业”。该报解释称,新的改革将加快转向农业资本主义的趋势,由商人与村委会签订合同,接管村里的所有土地,同时为村民提供就业和收入来源。在成功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有助于引导能够获得贷款的商人参与农村经济。它还能为不再能依靠耕作小块农地维持生计的老年村民提供收入。

这项改革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意义毋庸置疑。“过去以效率低下的零散农户为主体的中国农业正在迎来现代化的黎明”。《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由于中国国内面临着粮食稳定供应的问题,自2007年谷物价格出现暴涨以后,中国政府多次采取提高采购价格等手段,鼓励农户扩大生产,但自2012年前后起,谷物的政府采购价超过进口价格,进口谷物正在增加。

“预计到2020年,粮食需求将增加至7亿吨。”如该报道分析的,如果中国农业不能引进机械实现规模化、提高生产效率,中国的粮食进口扩大可能对全球市场造成影响。

如今,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的担忧。由于当下的中国已是全球农产品进口大国,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步子迈得如何,其影响也将在全球体现。据西班牙《起义报》的分析,或许未来人类的食物也将像服装和技术等领域一样,成为“中国制造”的天下。

“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传统农业和小型农业向大型农牧业转型。为实现这一目标已经迈出的重要步骤包括将目前在农民手中的土地转移到少数几家企业手中。”该报预测,未来人类的食物可能将“有赖于中国控制下的3至5家企业”。

路透社认为,这项改革将有助于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确保足够的土地和农村劳动力以保持粮食安全是国家要务之一。”

调结构,对接都市大市场

(一)唱响落后产能淘汰经。黄陂区作为农业大区,水稻、大田蔬菜、大田旱作物以及落后的畜禽养殖小区占比较大。针对实际,黄陂区委、区政府确定了集约规模农业、生态绿色农业、设施科技农业、健康养殖农业四大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全区已下拨农业专项灾后重建资金3951万元,整合涉农项目资金1亿元,拟明年再安排财政专项资金2亿元,集中用于落后产能淘汰。预计到今年底,全区将淘汰落后产能1.5万亩,新建设施科技型农业1.2万亩,推广控制精准化、生产机械化、服务社会化生产模式2.6万亩,使用微灌、滴灌新技术0.8万亩。

澳门金莎娱乐网站,(二)唱响区域结构调整经。重点发展三大现代农业示范区:一是南部精品农业示范区,重点以武湖、三里、大潭为核心,辐射六指一部分,集约发展设施农业、工厂化智能化农业。维尔福种苗、开隆高新、武汉现代农业蔬菜园、武汉盈联花卉高科技农业扎堆该区域,集聚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超过70家。二是中部都市农业发展区。依托六指、罗汉、李集3个万亩连片高产农田改造项目,在中部区域建成优质稻基地7万亩,双低油菜10万亩,标准化健康养殖10万亩。三是北部生态农业休闲区。依托北部947平方公里的木兰生态旅游区和国家5A景区品牌效应,计划每年新建茶园2000亩以上,新建综合性、多功能经营农庄(农家乐)30家以上,新建美丽乡村5个以上,实现由单一提供农产品向提供生态环境产品、旅游休闲产品等多种产品的大转变。提品质,主攻产品绿色牌

(三)坚持绿色生态理念。在种植业上,主攻无公害蔬菜、茶叶、双低油菜、苗木花卉等品种,今年灾后恢复生产期间,全区新增双低油菜面积1万亩、茶园5000亩、无公害速生菜2.7万亩、草莓5000亩。在畜牧业上,划分禁养区、限养区、发展区三大区域,已启动南部武汉外环线内全部畜牧小区的搬迁工作。同时,加强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环境治理,为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环境。

(四)坚持品牌发展战略。积极开展“三品一标”认证,今年新组织认定认证12个,全区认证企业总数达到46家,“三品一标”总数达到135个,基地总面积29.55万亩,脉地湾萝卜、黄陂荆蜜等4个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大力开展品牌创建工作,目前已有2家企业获得中国驰名商标,13家企业获得湖北名牌产品,8个注册商标获得湖北著名商标,12家企业获得武汉市著名商标。

(五)坚持质量安全底线。高度重视洪涝灾害带来的安全隐患,在第一时间投放9700吨消毒药剂,对受灾水面、畜禽栏舍进行消毒处理。初步建成了覆盖全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实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人员、场地、执法设备全面提档升级。

加快发展休闲农业,有利于引导先进生产要素投入农业,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农业增长潜力、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旅游需求,在消费群体回归的同时带来要素资源回流和农村面貌改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我省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和广袤的自然地理优势,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新动能:推动城镇化的“最新动作”

中国的农村正站在“十字路口”。据统计,当前,中国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约为9%,但是,农业劳动力却占中国劳动力的20%以上。中国还有2.7亿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生活在城市,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很难在城市落户,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而据农业部数据,截至2015年底,中国耕地流转面积高达4.47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3.3%。其中,接近80%的农地流转是经由出租和转包。

这样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农业部门并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更别提大型农业现代化机械的逐渐普及之后的情况。“中国需要更少数量但更年轻的农民、更少数量但更大规模的农场,来供养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的13亿人口,同时也需要为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老龄人口提供支持。”英国《金融时报》的另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或许应由企业而非政府来推动。

“在这一变革之下,农民将受益于政府推进城镇化和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目标。由于其土地的安全性提升,并且有权抵押其中一些土地,农民可以拥有更多的资金迁移到城市,或者投资扩大农场并使之机械化。”按照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观点,更大、更高效的农场应该能够缓和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的关切,并且会让更多的农民能够到缺少劳动力的工厂中工作。

改革总是需要“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勇气和“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决心。中国农村土地30年来的制度变迁可以说始终和中国“新经济”的内在需求密不可分。随着中国快速迈进城镇化的新阶段,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释放无疑是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

比如路透社就进一步指出,若中国想如愿实现到2020年使1亿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计划,从而将众多农村居民变成推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进的消费者,土地改革和户口登记制度改革将成为两大关键。

土地制度已有新的方向,户籍改革也在不久前拉开了大幕。“改革还有助于平衡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使经济更有效率。”彭博社援引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的观点称,中国上月宣布的到2020年鼓励1亿农村居民到城市生活并向他们提供居住许可的计划,是取消半个世纪以来对劳动力流动设置的限制的最新动作。

香港《南华早报》也注意到,面对出口萎缩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等难题,中国推动的到2020年让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计划,造就一个数量庞大的新中产阶级,从而拉动内需。

毕竟,按照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实现中国制定的“十三五”规划目标,关键在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发表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教授佩雷斯的一篇文章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把一切事情放在健康、有序的城镇化这一需求的大框架内考虑,那么就无法理解中国近年来在各个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是无一例外都不是相互孤立的决策,而是中国政府面对未来相互关联的各种挑战作出的一种多方位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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